□ 黃永（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社會法室主任）

2024年7月，《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完善……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的制度”。2023年9月，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刑事訴訟法修改列入立法規(guī)劃。隨著經濟社會發(fā)展情勢下犯罪形態(tài)的變化，刑事理念、刑事政策相應轉變調整，構建更加科學公正的刑事涉案財物處置程序，已經成為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事訴訟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進一步完善刑事涉案財物處置程序，需要秉持懲治犯罪，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和保障被害人合法權益的多元價值面向、多元角度系統思考。

第一，要立足現實制度基礎。我國的刑事涉案財物處置制度已經形成包括法律制度、政策支撐和操作規(guī)范的多層次制度體系。法律制度層面包括刑法中關于涉案財物范圍的實體性規(guī)定和刑事訴訟法中關于涉案財物處置的程序性規(guī)定以及反有組織犯罪法、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等專門性法律中的一些特別規(guī)定。政策支撐層面，一種是頂層設計性的，如《決定》中“完善……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的制度”的要求、2023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fā)展壯大的意見》中保護民營企業(yè)產權的要求等；另一種是補強性、補充性的，如中辦、國辦印發(fā)的《關于進一步規(guī)范刑事訴訟涉案財物處置工作的意見》。操作和技術層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等司法解釋，《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國家安全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等規(guī)范性文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等有關部門關于建立涉案財物管理平臺、強化涉案財物管理的操作性、技術性規(guī)定和實踐探索。

第二，要契合當前刑事訴訟的“雙重心”格局。隨著經濟活動的豐富和發(fā)展，犯罪形態(tài)從傳統向現代轉變，實際生活中暴力、人身侵犯類犯罪的比重降低，因逐利心態(tài)刺激而實施的財產犯罪、逐利犯罪不斷增長，涉案數額大幅提高，涉案財物處置在刑事政策考量中的比重不斷加大。一方面，要重視涉案財物處置的威懾和懲治功能；另一方面，人們的財產權利和程序公正意識增強。人們更加珍視個人財富，更具有財產權保護意識，要求涉案財物強制措施需遵循公正的法律程序。被害人和社會也越來越重視經濟賠償的損害補償和心理撫慰作用。這種情況下，刑事訴訟格局從傳統的定罪處刑的“單重心”格局演變?yōu)槎ㄗ锾幮毯蜕姘肛斘锾幹玫摹半p重心”格局。更重要的是，刑事涉案財物處置的實質是處置被告人和被害人、第三人之間的財產關系。特別需要重視的是，應當將恢復被害人的財產權作為一項獨立的訴訟目標，是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并行不悖的獨立價值取向。

第三，要銜接科技和社會發(fā)展。隨著科技社會的發(fā)展，人們對“財物”性質的社會認知和價值觀念發(fā)生了重要變遷。一是從關注“物品”屬性轉向關注“財產”屬性，不僅強調財物的“證據”屬性和外在物理形態(tài)，更認識到其兼具“證據”和“財產”的雙重屬性。二是從有體物拓展到無體物，電子數據、虛擬寵物、電子游戲裝備、虛擬貨幣等成為證據收集、運用和涉案財物處置的重要領域。三是從“財物”到“權利”的轉變，將人們的視線更多轉到物品背后的財產權?！吧姘浮焙x也在不斷拓展。原來主要是指對犯罪事實的認定和對作為證據、違禁品、犯罪工具或者違法所得的實體處理，現在則更關注財物處置的合法程序。比如，采取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的司法控制和法院對財物的最終處置權等，并適度將合法財物納入涉案財物處置的范疇。對不同財物的處置措施需要不斷差異化，如對作為“證據”使用的財物處置需遵循證據收集、保管、審查、使用的規(guī)則；對涉案財物“違法性”的認定需符合實體“違法性”條件和程序“必要性”條件等公正性要求。

第四，要關注刑民交叉案件的特殊性。刑事司法與民事司法的出發(fā)點和側重點有所不同。對于涉及財物的刑民交叉案件，選擇刑事或民事程序可能面臨不同的處理結果。比如，按照民法的“善意取得”，被害人可能無法取回原物，造成實際損失也無法彌補；按照刑法中違法所得追繳退賠的規(guī)定，被害人可以取回原物。這種差異的實質是如何協調法條沖突時優(yōu)先保護被害人利益還是第三人利益的問題。刑事程序會消解民事責任規(guī)則的適用空間。比如，認罪認罰賠償會一定程度背離賠償應以違法所得為限或者與民事損害程度相當的民事公平原則。處理好刑民交叉問題，需要從法律秩序統一的角度出發(fā)建立程序平衡機制，在保障實體處置“合法”的同時，平衡好保障被害人財產權與保障被告人財產權的關系。一是明確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順序，區(qū)別不同情況分別適用“刑民并行”“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的原則。二是賦予被害人一定的選擇權，允許被害人選擇在刑事程序中通過退賠或者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解決。三是強化對認罪認罰“諒解”的實質審查，防止“協商”成為當事人謀取經濟利益的博弈工具或者被告人“花錢買刑”的灰色地帶，從而明顯違背公平原則。四是構建獨立的刑事涉案財物民事之訴，允許被害人單獨提起民事訴訟。

第五，要與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相銜接。隨著全球化的發(fā)展，犯罪越來越表現出跨國跨境的特征，需要不同法域之間加強協作。一是因實物證據及財物所在國拒絕提供協助、因網絡技術壁壘和網絡主權限制無法采取有效技術手段等導致的無法取證或者證據“三性”（合法性、客觀性、關聯性）面臨的挑戰(zhàn)，需要建立解決國內刑事訴訟跨境取證有效性問題的新規(guī)則。二是外國可能以證據規(guī)則差異或者我國訴訟制度不符合司法公正準則等為借口，拒絕向我國提供取證協助或者拒絕采用我國刑事訴訟獲得的證據，導致我國提出的涉案財物國際追繳沒收與分享請求無法獲得外國司法協助，需要建立解決證據合法性問題的新規(guī)則。三是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有關刑事司法的國際公約，如《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等，確立了一系列涉案財物處置規(guī)則，可統稱為“最有效處置原則”。當前，我國反有組織犯罪法等已經借鑒這些公約規(guī)定，對特定犯罪的財物處置作了一些特殊規(guī)定，還需要進一步考慮與國際公約的銜接，在刑事訴訟法中作出更通則性的規(guī)定。

第六，要遵循程序公正原則。當前，我國刑事涉案財物處置正逐漸實現從行政化向訴訟化和權力控制轉向、從實體性規(guī)則向程序性規(guī)則轉向，但仍存在程序控制不充分的問題。比如，偵查中的查封、扣押、凍結缺乏外部審查監(jiān)督機制；涉案財物是作為“證據”隨案移送的，檢察院未將其作為獨立的“涉案財物”處置請求提出，不具有獨立的“訴”的特征；法院不單獨對涉案財物處置進行審理和判決，需確立司法最終處置原則；沒有獨立的證明標準，適用定罪審的標準可能失之過嚴，需要考慮適度降低證明標準等。對物的強制措施缺乏獨立的程序必要性條件，需要參照對人的強制措施，明確涉案財物處置程序的目的是避免涉案財物的毀損、滅失、轉移，明確涉案財物處置的程度限度是處置數額與被害人損失或者違法所得的屬性、數額相當；允許當事人在適當情形下占有和使用涉案財物等，以平衡剝奪、限制財產權與保障訴訟順利進行及保障當事人合法權利的關系。

總之，刑事涉案財物處置程序的完善，需要從科技和社會發(fā)展、訴訟格局轉變、法律秩序統一性、訴訟的國際化、正當程序等多元角度系統思考，特別是要重塑涉案財物處置的價值理念，有效兼顧程序公正、保障人權，有效懲治犯罪和保障被害人財產權三種價值訴求。只有這樣，才能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正構建公平公正的刑事涉案財物處置制度。